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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烟霞里》以个人经历织就时代中国与文化故乡的编年史******

　　《烟霞里》书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记者应妮)作家魏微全新长篇小说《烟霞里》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不仅是作家沉潜十几年推出的力作，也是她的转型之作。

　　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魏微获得鲁迅文学奖时刚34岁。2011年，她又获得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说过：“魏微曾经是凭茸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但现在，她知道，想象人性和辨识个人还要经过浩瀚的人群，需要机变百出、纵横捭阖的理解力。谁知道呢，也许她会由此变成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作家……”评论家孟繁华称：“魏微是能够给人期待的作家。她小说里的日常生活，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

　　继2012年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魏微几乎再无新的作品面市。直到2022年12月，她的新作《烟霞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作品回应了读者的期待。

　　在创作《烟霞里》时，魏微大胆采用了极富挑战性的编年体结构方式。她借由女主人公田庄的出生到离开，逐年检视和铺写了田庄在1970年到2011年间的生命段落：学龄前的烂漫童年，小学中学时的叛逆懵懂，大学青涩的恋爱和对大城市的憧憬想象，工作结婚后平直疲乏的日子，步入中年的空虚与挣扎。

　　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一线城市等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完美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家庭主妇、女性意识等等。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的一个角落。《烟霞里》实现了对三代人成长的编年，小说中藏有每个人的记忆元年。

　　事实上，编年体的写法难度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谈到了《烟霞里》作者自设的创作难度：“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需要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融合不好就会变成社会调查报告，魏微在创作中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分享了编年体的阅读体验：“读者会不自觉地将个人在某一年的经历，拿来跟小说人物这一年的经历对照起来，这是一个探索和唤醒记忆的发现过程，非常有趣。《烟霞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小说。”

　　该书用社会变迁与个人生活起伏所交织的力，以1970年为起点，平行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变，直到2011年女主离开。所不同的是，《烟霞里》的这段记忆刚刚过去，还留有新鲜的味道。这就使得《烟霞里》获得了十足的当代性，极易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面对历史记忆，并将它在小说中准确再现，这对善于处理内心情感的女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魏微用《烟霞里》跨越了这个挑战。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敏锐指出魏微创作上的变化：“《烟霞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个人命运和大时代之间那种细小、直接的关系的建立，下手非常准确、利落、坚实。”

　　魏微曾在《烟霞里》的开篇点明创作旨意，写一个人的出生入死，女主田庄的一生平淡琐碎，但哪一个的一生不起波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烟霞里》写的是日常的、平常可见的生活，但也仍然有出生入死。”田庄就出生入死在非英雄式的无事的消磨中，作家魏微用尽耐心给读者呈现了她这种难以诉说的生命体验。(完)

辽宁在牛河梁遗址附近发现大型红山先民聚落址******

　　中新社沈阳2月3日电 (记者 韩宏)记者3日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在距离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6.5公里的上朝阳沟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红山先民的聚落遗址，为“红山古国”原生型文明起源增加了新的证据。

　　2022年6月，为配合赤峰至绥中高速公路(G4515)凌源至绥中段建设，考古人员对此前调查发现的上朝阳沟遗址进行考古勘探。

　　上朝阳沟遗址地处牤牛河支流东岸，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目前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调查发现的面积最大遗址，考古人员2022年实际勘探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27座房址。由于还未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目前没有更为详细的考古发掘资料。根据勘探情况分析，这些房址平面近似“凸”字形，为直壁、平底的半地穴式房屋，建有长门道。

　　据介绍，目前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墓地及祭祀中心进行的，对不同等级礼仪中心及祭祀行为研究较为深入，但与之相关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址系统性发掘工作明显不足，缺乏居住址材料，这就无法完整展现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更多具体而生动的细节。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副院长李新全表示，通过这次考古勘探以及下一步的发掘工作，可以进一步明确上朝阳沟遗址的房址结构及聚落布局，填补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大型聚落址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空白，为继续寻找红山文化其他大型聚落址提供参考资料，进而在充分考虑地域环境等影响因素基础上探索红山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区域特征，从而为最终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红山模式提供实证材料。(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